3000億傳聞背後的“溫差”：中東資金入港，港府的一廂情願？

2026年3月，一條“3000億港元中東資本湧入香港”的消息在金融市場刷屏，引發廣泛關注。中東戰火之下，香港被描繪成全球資本的“避風港”，特區政府官員亦頻頻表態，稱已做好迎接中東資金的準備。

然而，當喧囂散去，香港與中東延宕多年的合作史卻呈現出另一番圖景：從“伊斯蘭金融”的十年蹉跎，到各類合資平臺的“無疾而終”，再到本輪資金流入的真實性爭議——多家大型金融機構和業內專家對此持審慎甚至悲觀態度。這場看似火熱的“中東敘事”，究竟是歷史性機遇的重啟，還是港府“一廂情願”的又一次演繹？

數據“溫差”：3000億傳聞的誇大與真相

“目前沒有任何跡象表明有3000億港元這麼大規模的資金進入香港資本市場。”北大滙豐商學院中東研究所執行所長朱兆一在接受中國證券時報採訪時直言，這個數字“有點被誇大”，成熟機構不可能在短期內重倉佈局。

這一判斷得到了多家機構的印證。興業證券張啟堯策略團隊近日發佈報告指出，近期回流港股的外資主要是亞太地區的靈活資金（如對沖基金），而非市場傳聞中的中東主權長錢。報告通過多維度證據鏈駁斥了“中東資金因避險而大舉加倉”的簡單敘事：EPFR資料顯示，代表海外長線資金的主動基金同期反而是淨流出香港市場的。

更關鍵的是，衝突爆發後，中東本土資金出現了“回流”跡象。興業證券援引資料指出，沙特、阿聯酋、卡達的本國機構投資者反而“逆市”增持了本國股市，顯示其優先保障本土流動性的傾向。這與朱兆一的觀察一致：“若戰爭持續拉長，中東的主權基金等‘國家隊’資金，反而可能會從其他地方‘回國’”。

從銀行一線視角觀察，即便有資金回流，其底色也與中國關係密切。香港一家有中資背景的商業銀行負責人向證券時報透露，即便有從中東回流的資金，“也以曾經香港中轉的中資背景、華人背景資金為主；純中東背景的家族辦公室或主權基金，通常會選擇在香港落地本土家辦進行配置”。

歷史鏡鑒：伊斯蘭金融的十年蹉跎

若將時間軸拉長，香港與中東金融合作的“雷聲大雨點小”早有先例。其中最典型的，莫過於“伊斯蘭金融”的十年蹉跎。

早在2007年的《施政報告》中，時任特首曾蔭權就提出要“建立及發展本土的伊斯蘭金融平臺”。彼時，全球伊斯蘭金融資產規模已接近4萬億美元，年複合增長率超過20%。香港若能搶佔先機，本可成為連接東西方伊斯蘭金融的重要樞紐。

然而，17年過去，這一願景依然停留在紙面。香港迄今最大的一步，僅止於2013年通過《稅務及印花稅法例（另類債券計畫）（修訂）條例》，讓伊斯蘭債券的利潤免於納入利得稅範疇。特區政府在發行完三批伊斯蘭債券後，便將此事“束之高閣”。

為何雷聲大雨點小？《信報財經月刊》2023年的一篇深度調查揭示了深層原因。在香港成立逾16年的阿拉伯工商協會，多年前就向政府建議認可以伊斯蘭律法為基礎的金融活動。協會主席希偉政（Lord Edwin E. Hitti）回憶，當時律政司的回答是：“香港不認可《伊斯蘭律法》，也不打算認可。”他直言，“那答覆有點激進”。

文化隔閡與教義誤解，成為難以逾越的鴻溝。東方日報一篇文章尖銳指出，香港政府將“Sukuk”（符合伊斯蘭教義的融資工具）稱為“伊斯蘭債券”，本身就是一種誤譯 - 債券意味著利息，而利息恰恰是伊斯蘭教義嚴格禁止的“不勞而獲的收入”。明知而收取利息者，在《古蘭經》中被描述為將永囚“火獄”。

這種文化認知的錯位，還體現在更微觀的層面。上水鳳南路一塊2.2萬平方呎的土地，早在2006年就批給香港穆斯林聯會興建清真寺暨安老院。地契規定5年內開始營運安老院，否則政府有權收回土地。然而，項目經歷了金融風暴、籌款困難、主席病逝、內部訴訟、社會事件、新冠疫情，拖延十多年未能落成。2020年9月，地政署最終以違反時限為由收回土地。一個清真寺項目尚且如此波折，遑論更複雜的金融體系對接。

機構“冷眼”：從合資平臺的不了了之

如果說伊斯蘭金融的失敗更多源于文化和法規的隔閡，那麼近年香港與中東的金融合作嘗試，則暴露出更深層的商業邏輯問題。

一個具有標誌性意義的案例，是卡達投資局（QIA）與中信集團（CITIC）在2014年的合作。 彼時，正值中國“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之初，中東主權基金對中國市場的興趣日益濃厚。當年11月，在兩國高層見證下，卡達投資局與中信集團宣佈共同設立一隻規模高達100億美元的聯合投資基金，聚焦中國及“一帶一路”沿線的基礎設施、能源、金融服務等領域的投資機會。這一消息在當時被視為中東資金深度對接中國市場的里程碑事件，引發市場廣泛期待。

然而，十年過去，這一百億美元級合作計畫的具體執行情況，卻鮮有公開報導。市場上既未見到該基金大規模專案落地的消息，也沒有其退出或重組的公開說明。一位熟悉主權基金運作的業內人士向本報透露：“這類高調宣佈的大型基金，如果在成立三五年後都沒有實質性的投資案例被披露，通常意味著後續推進遇到了障礙——可能是投資策略無法達成共識，可能是項目篩選標準存在分歧，也可能是雙方對風險和回報的預期未能匹配。”市場普遍形成的觀感是：這項曾被寄予厚望的合作，最終走向了“不了了之”。

卡達投資局與中信集團的案例極具代表性：即便是在中國內地，面對頂級央企和國家級主權基金的雙重背書，中東資金與中方的深度資本合作尚且難以順暢落地。 這背後折射出的，是中東資金在投資決策機制、合規要求、文化適配性等方面與中國市場之間的多重摩擦。

如果連在中國內地這樣擁有巨大市場體量和政策支援的土壤中，中東資金都難以順利生根發芽，那麼在香港這樣一個相對“離岸”的市場推進更深度的金融合作，難度只會更大。香港的普通法體系雖與國際接軌，但其金融產品的結構、監管邏輯、以及底層資產的構成，與中東主權基金所熟悉的伊斯蘭金融準則之間，依然存在一道難以輕易跨越的鴻溝。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公共政策學院院長鄭永年在博鼇亞洲論壇上曾指出：“資本逐利而來，無利可圖便會離開，這對香港而言是一大挑戰。”他直言，香港的四大產業均為服務業，實體經濟相對薄弱。資本只有在落實到實體經濟時才能真正穩定下來。

鄭永年進一步指出，當前中國不缺資本，甚至已進入資本過剩階段，真正缺乏的是耐心資本和風險資本。而中東主權基金的核心訴求，恰恰是長期、穩定、符合伊斯蘭教義的資產配置。從這個角度看，香港市場的“高股息藍籌”和“核心科技資產”雖有一定吸引力，但與中東資金的長期戰略需求是否匹配，仍存疑問。

中金公司在近期研報中也指出，中東資金當前參與方式仍以一級市場（如IPO基石投資）的戰略性配置為主，並未形成系統性資金轉移。換言之，中東主權財富基金參與港股IPO基石認購——如阿布達比投資局認購稀宇科技、精鋒醫療等——更多是“試探性建倉”和“向東看”的長期戰略佈局，而非短期避險衝動。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1月中旬後，港股IPO項目中已不見中東主權基金的身影。這一現象是否意味著中東資金正在重新評估其配置節奏，值得關注。

港府“一廂情願”？

面對上述種種現實困境，港府卻展現出截然不同的樂觀姿態。3月以來，多位高官密集表態，釋放“中東資金入港”的積極信號。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3月初透露，“近日已有不少美國資金流入中國香港”，並稱針對中東資金或因“尋求安全感”而選擇香港，香港已做好了足夠的預案。行政長官李家超則在多個場合強調，中東局勢凸顯香港安全、穩定、極具發展機遇的優勢，“如果資金要揾出路，我們會更積極與中東投資者接觸”。

有在香港開展業務的跨境支付機構人士向財聯社表示，雖然目前還沒有看到具體事實資料支撐，但從近期特區政府部門官員持續發言來看，不排除“提前吹風”的可能。

香港保誠集團卓裕家辦資深財富規劃師楊萬國透露，近期確實接到客戶諮詢，但多為個案層面。他提到一位日常定居迪拜的華人，因擔心迪拉姆匯率風險，希望來港換成港幣，“額度超過百萬”。但楊萬國也承認，這類客戶更多是“華人背景”。

結構性困境：從“熱錢”到“耐心資本”的距離

綜合來看，“中東資金入港”的敘事，在資料層面被誇大，在歷史層面缺乏根基，在機構層面未獲廣泛認同，在港府層面則呈現出某種“一廂情願”的色彩。

鄭永年的判斷或許最為精准：關鍵在於這些外資能否轉化為風險資本，投入中國的實體經濟。如果只是追逐短期避險的“熱錢”，那麼一旦局勢緩和或估值修復，資金隨時可能流出。真正的“耐心資本”，需要與之匹配的產業生態、法治環境和文化理解 - 而這恰恰是香港與中東多年合作未能突破的瓶頸。

2007年就提出的伊斯蘭金融，至今仍在蹉跎；上水清真寺專案，拖延十多年後被收回土地；卡達投資局與中信集團的百億美元基金，宣佈十年後仍難覓落地蹤跡；中東主權基金參與港股IPO，更多是“戰略性試探”而非“系統性重倉”。這些事實共同指向一個結論：香港與中東的金融合作，在熱鬧的表像之下，長期面臨結構性困境 - 即便是與中國內地頂級機構的合作尚且步履維艱，香港作為“離岸”市場所面臨的難度更是可想而知。

對於港府而言，與其追逐“3000億”的流量敘事，不如踏踏實實補上“伊斯蘭金融”這一課。正如阿拉伯工商協會主席希偉政所言，認可不等於採用，但得先認可。只有真正理解並尊重中東的商業文化和宗教規範，才可能將“熱錢”轉化為“長錢”。否則，未來回頭看，這輪“中東資金入港”的熱潮，或許只是又一個“雷聲大雨點小”的注腳。